近年来，在当代中国小说作家群中，陕西作家梁宝仓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他奉献给读者的，是长篇小说《黑善驴》。这部长篇小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不久，被以冰心为名誉主任的希望书库编辑委员会选中，更名《黑儿》，作为向全国青少年的推荐读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称赞：“《黑儿》是新世纪的《高玉宝》。”

　　史诗般的渭北农村生活画卷

　　长篇小说《黑善驴》的故事背景地是渭南市澄城县北的一个小村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个给日本侵略军养马的中国马夫（牛长子），同杀死日本军官的女保健医生（牛大娘）逃离日本军队，流浪数年，于农村合作化初期来到了贫穷荒凉的渭北高原的一个小村庄——朝阳庄。善良质朴的朝阳庄人接纳了他们和他们在流浪途中生下的二男一女。于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这对夫妻栖息在饲养室旁的小棚里，过着凄苦的日子。几十年里，他们收养抚育弃婴黑儿，精心饲养与黑儿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黑善驴，遭受失去两个爱子的打击，忍受文革批斗……即使是经历了一场场政治运动和一次次人生灾难的打击，他们也没有一句怨言，只是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灵深处。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生活的画轴，是一部农民家庭的苦难史，是现代农村政治史和经济史。黑儿，大名牛安，被村里人叫成黑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伴随他成长的是告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黑善驴。从黑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渭北高原农村青少年成长的艰辛和走出黄土地的偶然性。作品中所弥漫的苦难和主人公善良地对待苦难的生动描述，所反映的黄土原区人类生存斗争的种种艰难情景，除了惊心动魄的阅读感受外，我们不得不感慨作者对于农村生活的熟悉和了解。

　　梁宝仓的这种生活体验是刻骨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故事的背景地，就是作者梁宝仓的家乡。小说中卧龙山脚下的朝阳庄，就是梁宝仓在那儿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澄城县北黄龙山下的西崖头庄子。这个村庄在芦子河沟西畔的一片黄土崖上，坡陡沟深，土地贫瘠，庄稼人一年到头难得有一顿饱饭吃。他的村子里，还真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女人，因为她的善良而颇受村里人的尊重。牛长子的原型，是他的哥哥，当了一辈子饲养员却于中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苦难岁月里走过来的，但他却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对苦难生活的感受上。就象小说主人公黑儿那样，总是天真善良地看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这也与那一方水土上生存的人的秉性分不开。渭北高原黄龙山下的贫穷是历史性的，谁也说不清这种贫穷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才能结束。就是到现在，这里的人也未能摆脱贫穷这个恶魔。他们从未体验过幸福，也不了解人到底应该怎样地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带来的在贫穷基础上的平等，使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此，在他们面对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恶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没有怨言，默默地忍受着。他们从大小会议上听来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成为他们心中憧憬的目标，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鼓舞力量。就是他们的亲人在对疾病和饥饿的忍受极限中死去时，他们所痛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也许，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式已成为他们思维的基本定势，因而，他们极其善良而容易满足。就是今天，他们也远远不能走出这样的宿命。由于长期生存在温饱线以下，任何一个家庭也难于单独承受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困难，从小儿出生、婚丧嫁娶到庄基修建等等，都是一家有事大家帮。因此，资助别人就是资助自己。乐于助人与其说是这里百姓的优秀品德，还不如说是生存的基本常识。小说中，时时都能感受到这一方人的善良与质朴，从族长王志善积极为接纳牛家奔走，到牛大娘把罹难的产妇领回家，特别是在黑儿和黑善驴出生时村里人表现出的大度、关心与热情，不能不叫人感慨万端。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可歌可泣的善举可资宣传的好题材，但对朝阳庄人来说，却是极自然极平常的举动，正应了一句戏文，“穷不帮穷谁照应”。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黑善驴》选择了一个史诗般的角度和结构。在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改革开放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作者还是善于剪裁和取舍的。小说紧紧抓住合作化运动、社教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变革时期，展开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真实地再现了渭北高原一个小村庄的人世沧桑。正是有了这样的典型环境，小说中的一应人物才变得个性鲜明，有血有肉，举动自如，才真正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独特的表现手法和叙事策略

　　当我们认真地阅读长篇小说《黑善驴》时，我们发现，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中，每一句都仿佛是小心翼翼地写出来的，毫无夸张卖弄之词，字里行间，充满了朴实和善良，如他多次运用主人公孩子式的善良目光，处理诸如文革那样血淋淋的的斗争场面。这一手法不仅在当代小说中是独特的，所产生的效果也是震憾人心的，让我们吃惊于文革是怎样地伤害一个孩子，把罪恶的种子埋进下一代的幼小的心灵里。比如，小说中有一个文革的批斗会的场面。主人公黑儿被学校组织去参加批斗自己父亲牛长子的斗争会，通常那种口株笔伐口号震天的场面不见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天真儿童眼中的世界：斗争会的主席台上坐着个“老孙”，“黑儿想，老孙一定是这么多人的老师了，他经过琢磨，发现老孙和老师都有一个‘老字’，……”。当黑儿的父亲被揪上来时，“黑儿奇怪爸爸为什么要弯着腰，背着手小跑呢？这样不是会摔倒吗？……”斗争会开始了，“爸爸在那两个人的帮助下，把头低到了一定的程度。爸爸好象很笨，头一低下去，屁股似乎就要翘起来，这样，翘起来的屁股正好对住了台上的老孙……”喊口号时，“他觉得这就象老师领读课文一样，老师念一遍，大家也跟着念一遍……”“呼过口号之后，爸爸开始说话了，他说得很慢，一句三停，颠三倒四。黑儿想爸爸一定没有记住要说的话……”“爸爸交代问题变成问答式了，黑儿觉得这样不好，自己一个人说，何必让人问一句说一句？”批判斗争会开始了，“爸爸静静地站在那儿让那人骂让那人打，他想这人大概也是老师。教师经常让犯了错误的同学站在课堂上……有时也骂……”“他觉得在坐的人似乎都适于当爸爸的老师，都有批评爸爸的权利……”“黑儿看着自己的爸爸，爸爸还是那样站着，他想爸爸一定站累了，爸爸站在那也一定很累很苦……”“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眼泪掉在地上，溅了一个花瓣一样的湿印儿，他一个一个数着，一个，两个，三个……他一直数到十三个小花瓣，眼泪就没了。”写得多么生动！将一场野蛮的丑陋的人类相残写得多么平和，像是一首儿童诗。让我们继续读下去：“呼完了口号，老孙说话了……老孙说话的声音很大……不停地‘这个这个’的。他不流泪了，没有花瓣数了，他就数老孙说话时的‘这个这个’，老孙说‘这个’时，有时一次说两个，有时说一个，这让他有些为难。他不知道是把两个连着的‘这个这个’分开来算作两个好？还是把两个算作一个好？……最后，他把一个算一个，不管老孙一回说几个，都统统算一个，在老孙说的很短的一段话中，他一共数了十三个‘这个’或‘这个这个’，这正是他的眼泪在地上滴出的小花瓣的数啊！老孙的话一完，会就散了。”批斗会的影响效应，是学校学生在游戏中的模仿，娃娃们强迫黑儿在游戏中演他的爸爸，把他叫做历史反革命和日本鬼子。这样，黑儿受到的批判次数远远多于对他的爸爸的批判，最终导致黑儿离开学校。尽管作者只是娓娓道来，我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那场大革命是怎样地摧残着人类的心灵。这一手法在众多的描写文革的小说中独辟蹊径，获得了别开生面匠心独运的成功。在这部小说里，除了运用了比较明显的儿童文学手法外，我们很难归纳作者的其它艺术手法。与时下一些自称为后现代小说的炫技式写作相比，与当前一些为了取悦读者卖弄语言和风情的小说相比，与二十年来的所谓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等相比，我们惊讶地发现，梁宝仓小说的实录式写作手法或者可称为纪实写作手法，才是别样的写作手法。这样的写作手法，极具优秀传统的渊源。从《红旗谱》到《苦菜花》，从《暴风骤雨》到《三里湾》，从《创业史》到《人生》，等等，无不体现着质朴无华“如实道来”这样的语言特色，语言的源头无不来自于大众生活。

　　小说在描写和刻划人物的手法上也是颇为新颖独特的。例如关于梦境的大段描写和人物内心独白的描写，都表现得十分成功和出色。小说第一章在描写牛大娘的内心苦闷时，大胆地采用了夜深人静临风哭泣的描写，非常别致，为其它小说中所少见。这里录入几小段：“清清淡淡的风就像从遥远的地方飘来的一个熟悉而又难以分辨的声音……”，“风是门外唯一的声音，这声音是听不见的，只能感觉到。”“她很想哭，想痛痛快快淋漓尽致地就象丈夫打鼾那样肆无忌惮地痛哭一场。”“低沉悠长连绵不断的哭泣简直让她喘不过气来，但她很清楚这哭是不能中断的，也是不会中断的。要是中断了，她的心就从那个遥远的地方回不来了。”一个流落异国他乡的女人，内心的痛苦自是难以言说，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直白地写她思乡思亲，而是以诗样的语言从她临风哭泣中，让读者得到更深刻更凄美的感受。又如，作者将人物放在典型历史事件中去刻划时也是与众不同的。小说写到牛大娘在麦秸堆里救起奄奄一息的产妇，得知她的丈夫因写了反党文章被抓到监狱自杀后（这里并没有写反右斗争的背景），“心想：原以为自己命苦，想不到这女人比自己还苦。就为女人操起心来……”短短几句话，就写出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善良和对于政治运动的淡漠。与此情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个情节，当大队长田社红决定抓典型深入开展批判斗争时，将社员名字写在纸上，用抓纸蛋的办法确定重点，把牛长子当作为批判对象。读到这儿，我们是绝对笑不出来的。这是多么绝妙多么深刻的讽刺。在那段苦难的岁月，即使是农民，也没有人格和尊严的丝毫保证，而我们的基层干部却是怎样的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让我们再看看批判牛长子的理由：“一次老牛在引用毛主席语录时，竟公然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蹴到我门上说’，有人就反问他，毛主席怎么蹴到你门上说呢？老牛反问‘怎么只许毛主席蹴到你门上说，就不许毛主席蹴到我门上说呢？’人家告诉他，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蹴到我门上说’……（老牛说）反正他咋样对你说，就咋样对我说……”。这一段话如果用澄城土语撇着普通话的调子来读，效果就会更好。面对这样的幽默在喷饭之余，我们不由感叹，革命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当代农村生活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小说所描写的环境，实际上就是作者的生存环境。由于家境贫寒和父亲有病，梁宝仓很小就参与了大人们的劳动，如割草放牛等。这使他有机会与小伙伴们到芦子河沟里捞鱼摸虾，成为一段难忘的儿戏。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牛大娘为了黑儿上学，特意给先生从河里捞鱼虾，做了一桌“大菜”，不料却将教书先生吓跑了。这个细节十分生动，因为那时的渭北人不认为鱼虾是人吃的东西。显然，这一细节是来自于梁宝仓儿时生活的体验。另外，梁宝仓小时候对于秦腔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那时候，农村很少的文化生活就是演秦腔戏，梁宝仓一直痴迷于秦腔，也是他儿时唯一能够参加的文化生活。他为了看排戏，给村里的宣传队端水送茶，搬凳子抬桌子；为了演一个角色，他求了革委会主任又去求宣传队长。终于，他在村里排秦腔《三世仇》时，得到了狗娃的角色，并在村里的舞台上演出。上台演戏使他那一段生活充满了斑斓的色彩，也是他人生中通过自己努力第一次获得的成功。从此，他想方设法找剧本，找到就背就唱；这竟然成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初的文学滋养。直到今天，梁宝仓仍是痴迷的秦腔爱好者，在陕西的秦腔名流中，他结交了一大批朋友。所以，在《黑善驴》中，作者让主人公黑儿把秦腔唱得那样好便很自然了。而且，黑儿因为秦腔唱得好被部队特别录用，离开了黄土地，进入农村以外的天地。

　　梁宝仓在学生时期，除了优秀的学业外，另一个特点，就是爱发言。不管是小学时期的学校生产队的会议发言，还是中学时代的做为学生团委书记的会议发言，他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认真地写每一篇讲演稿。1977年，他离开家乡到县城工作。从新华书店到乡企局，从彩印厂到澄城烟厂，他都是以一个“写材料”的角色出现。他写的稿件有不少发表在省级和中央级报刊上，为此，他曾被选拔到一家中央级报社学习报纸编辑。他担任澄城烟厂宣传部长时，创办了《澄城烟厂报》，亲自担任总编，一干就是四年多。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消息、散文和报告文学。1994年，他考入陕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但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比起他的家境贫寒初中休学一年，比起幼年丧父，比起大哥去逝托养三个侄儿，压力都要大。这也是他挣脱困苦的农村生活之后，陷入的新的能称作苦难的压力和困难。

　　苦难对于智者和勇者都是财富。正是这一次苦难唤起了梁宝仓对已往苦难的强烈的回忆和追思。正如他本人所说，那一段时间他“寝食不安，几乎每晚都从恶梦中惊醒”，写小说的念头也正是这时产生的。他在一个叫卧龙巷的小巷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在党校上课，晚上就到小房子写小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不具备生活的起码条件。冬天的夜晚，冻得写不下去，就烧报纸取暖。在党校学习的两年里，他完成了这部长二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释放和排解了他的心理压力。这期间，他结识了贾平凹等文学大家，小说创作得到了这些名家的肯定和指点。《黑善驴》的书名题字就出自于贾平凹之手。因此，我们在《黑善驴》这本纪录苦难的小说中，时时能感受到作者所经历的苦难的影子，从主人公黑儿的奋斗和成功中，也能看到梁宝仓个人奋斗的人生轨迹。

　　省委党校毕业后，梁宝仓到省文联去工作。不久，他又创办了《风云人物》杂志，担任总编辑。几年来，这份以新时期前卫人物为宣传研讨对象的杂志，在全国特别是陕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梁宝仓从年轻时就着意训练的书法绘画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进入了陕西书画界的名流圈子，不少作品以其明显的个性和艺术造诣进入收藏陈列，书法“太空世界”已为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这就是梁宝仓，成了陕西传奇式人物。还有叫人跌破眼镜的，今年46岁的他，竟然被万里等6位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文章开头写到的“新世纪《高玉宝》”的话，就是许嘉璐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宝仓时说的。更令我们深感慰藉的是，梁宝仓同志另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封笔，书名暂定为《一个完整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