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文学的人往往一半是热爱文学本身，另一半是热爱文学写作这种生活方式。文学创造作为一种劳动，其艰辛也许并不被他们计算在生活之内，或者说文学写作的姿态就已经算是艺术家生活的本身了。在我们缺乏真正文学作品的年代，像《金蔷薇》、《人·岁月·生活》这类外国作家谈写作生活的译本，在中国青年的心中点亮了一盏温暖的文学之灯。爱伦堡笔下的巴黎，酒吧、欢宴和朗诵成为他们的生活理想，这种理想日后造就了许多文学经历极其短暂的写作者。他们有极高的文学品位，但大浪淘沙修成胜业者寥寥无几。读到《聆听西藏》这套丛书，谈起西藏与中国当代文学，我不免有以上的联想。
像三十年代的巴黎之于欧美文艺青年一样，西藏——更确切地说是拉萨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圣地。风云际会，他们怀着诗意的冲动，背起行囊来到高原佛土，八十年代的拉萨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到西藏去——流浪，或者在路上——写作，是他们不可遏止的激情和冲动。到西藏去是一种姿态，在路上是一种姿态，写作是一种姿态。作品有无、作品多少已不十分重要，行动的方向已经决定了生活的内容了。去遥远的神秘之地寻求艺术灵感，这是他们的动因之一，拉萨街头散漫的生活方式——慵懒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气质——也适合文学写作的生存。
无论以哪种艺术的形式来描写、图画、歌唱西藏，他们的旨归是同一的：使神秘得以解除，使佛性贴近人心。艺术家的努力代表个人的追索寻求，从宏观上说，也是异型文化互相切近、求证求解。
《西藏文学》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质量之高，长期以来被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忽视了。《聆听西藏》分别以小说，散文、诗歌、纪实等方式，展示了八十年代到西藏寻梦者的文学业绩。西藏文学群体、《西藏文学》杂志的文学史意义第一次如此分明地凸现出来。
《聆听西藏》的作者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观光兼朝圣者。他们到过西藏，呆了短短一段时间，谈不上真正的西藏生活经验，他们依然只是游客的身份，如诗歌作者中的王蒙、刘醒龙、海子、西渡等，散文作者中的裘山山、高洪波、阿坚、于坚等；二，朝圣兼修炼者。他们到西藏去是为了找寻另一种生活方式，在那里生活多年，他们的创作于西藏密不可分，这些作者中的多数业已离开西藏，如子文、马原、吴雨初、魏志远等，一部分迄今依然留在那里，坚守着文学阵地，如马丽华、贺中等，还有两位，田文和龚巧明，已经永远地留在西藏了；三，本土作家，也就是当地藏族作家，如扎西达娃、加央西热、央珍、唯色等。严格说来，应该还可以分出第四类作——遥想西藏者，他们从未到过西藏，但写过关于西藏的作品，如何立伟、李冯、闻树国等。
引人深思的是，第二类作者——他们是本丛书的主体，也是八十年代西藏文学群体的主要成员，一旦离开西藏，便极少再有文学创作，连马原这样被视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先驱的作家，在发表了他以西藏为背景的小说《死亡的诗意》之后，一直没有重要的作品出现。诗人李晓桦出版过诗集《白鸽子·蓝星星》、实验文学作品《蓝色高地》等，在文坛颇有建树，离藏后还潜心研究过西藏民俗，现在却办着一家广告公司，已经封笔。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现在从事着与文坛写作关系并不密切的新闻、影视和出版行业，纯文学创作只是偶一为之，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味。是不是离开了雪域高原，便失去了文学之神的庇佑，失去了写作的姿态，从而暂别了写作生涯？如此说来，《聆听西藏》的结集出版，对于其中多数作者而言，可以看作对往昔岁月的最好纪念。
海明威晚年在他未完成的杰作《流动的圣节》中写道：“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不知西藏能在多少作家心中，像巴黎一样成为幸福回忆的源头。于晓东有一幅油画作品《干杯西藏》，画面上只有二十三位生活在西藏的藏汉青年艺术家，在我看来，那幅图像的背后，他画出了艺术家生活的神圣、幸福和感伤。
世纪末的到来，人们禁不住会想到为历史做总结。据说马丽华关于西藏当代文学的散论已经完成，作家子文也有意以油画《干杯西藏》中的人物为中心，再现这个令人难忘的流动的圣节。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深入了解中国作家心目中的西藏，同时全面了解西藏当代文学的实绩，不妨先读一读《聆听西藏》这套丛书，她将会引领我们想象、追忆，并因此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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