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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一把双刃剑，而阅读则是一种悖论。“读书无用论”和“读书实用论”的矛盾，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文化史，正如“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一直贯穿着中外哲学史一样。真正的读书人孤独而执著地传递着文明的火种，捍卫着文化的尊严。他们不屑于靠博学去沽名钓誉，更耻于借读书去升官发财。学而优则足，不一定非得入“仕”；读而精则乐，没必要以此去赢“利”。读托尔斯泰的小说，能学到多少“升官捷径”？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能找到哪种“股市行情”？而读遍了唐诗宋词元曲，恐怕也学不到半点“偷税漏税秘诀”；至于精通四书五经的权威，大概到老也不晓得什么叫“快三慢四”、“国标舞”……读书对他们来说显然不实惠不实际不实用，那么是否也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毫无意义？那些中外文化名著毫无价值？重实惠讲效益求利润的人们大概是这样认为的。文化价值的消解，必然导致知识领域的贬值，而作为人类文明支柱的人文精神也便慢慢坍塌了。这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要反思一下中国人关于读书的“古训”或“名言”，就不难窥见其功利性的文化态度———“书中自有千钟粟”（读书为了吃饭），“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为了享乐），“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为了发财），“学而优则仕”（读书为了做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读书为了功名）……你瞧，吃喝玩乐无所不包，功名利禄百事可求，唯独没有一种志存高远励精图治的进取精神，其理想境界则是“学好文武艺，货比帝王家”。而“只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类豪言壮语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也有着天渊之别。至于后来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则干脆连书也不读了，直奔钱权而去，靠着祖宗吃饭了。时髦则时髦矣，但与“老子先前阔多了”的阿Q名言相比，又退化了一辈儿。书乃何物？为何读书？着实是个难题。好在前辈哲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弥尔顿说“书籍是伟大心灵的宝贵血脉”；卡莱尔称“书中横卧着历史的灵魂”；德国人信奉“书籍是人类智慧与精神的长明灯”；阿拉伯人坚信“学者们的墨水应像殉道者的热血一样受到尊重”。可见书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精神的凝聚和灵魂的启示。因而读书便是一种圣洁的精神洗礼，一种崇高的生命追求，一种艰苦的思想修炼，一种虔诚的灵魂反省，一种庄严的自我实现。如果说在形而下的物质世界中，还能保存一种形而上的神性期待，那么读书便是其一；她来源于读书人对文化的信仰以及对智慧的皈依。在这里，任何形式的功利化或商品化，都是对文化的贬低与亵渎。不错，人们经常引用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但那是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完善的力量，而不是追名逐利的手段或技巧。因为培根又同时强调：“读书在于使人成为完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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