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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一种治疗活动
江怡


   
     51年前,当维特根斯坦以著名遗言“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在英国剑桥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出版过的唯一哲学著作只有《逻辑哲学论》,尽管他在20世纪30年代重返剑桥后所做的讲演稿早已广为传播。然而,这个历史事实却为后人解释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根本转变提供了主要依据。根据这种解释,《逻辑哲学论》主要关注的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强调的是命题的逻辑形式与世界的事实之间存在逻辑上的严格的同构关系;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则放弃了这种同构的观点,兴趣转向语言的用法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这种解释最初由维特根斯坦的同代人安斯康、诺曼·马尔康姆、艾耶尔等人提出。随着《哲学研究》在1953年的正式出版,这种解释由于维特根斯坦本人在该书前言中的提示而得到了更为有力的证明。后来,由于迈克·达米特、戴维·皮尔斯、索尔·克里普克等人的大力提倡,这种解释目前几乎成为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标准解释。

  然而,以往被看作是非正统的一种解释,近年来在西方哲学界又逐渐形成气候。这种解释认为,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中的连续性多于所谓的根本转变;所谓的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其实在哲学目标和思想原则上是一致的,两种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这种解释最初由希拉里·普特南、斯坦利·卡维尔等人提出,后经约翰·迈克道威尔、克拉·戴蒙特等人的多方论证,目前似乎构成了一种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新的解释”。这种所谓的“新维特根斯坦”解释完全从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出发,重新评价《逻辑哲学论》的意义,甚至把《逻辑哲学论》看作是他后期著作的“先驱”,这就彻底颠倒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时间顺序,从而突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在他整个思想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但这种解释的前提却仍然是承认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展可以分做前后两个时期,这就使强调“连续性”的观点变得立足不稳了。如果确实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看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做两个或三个时期,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当重新认识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性质和目的的理解,因为正是这种理解把他的哲学与传统哲学以及当代其他哲学区分开来。

  最近在美国重读《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我似乎找到了一条能够抓住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的新线索,犹如一条指引迷宫的阿丽娜丝线把我引入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全新“大全景”:这就是把哲学看作一种理智的治疗活动,一种防止我们错误使用日常语言的思想方法。

  初看起来,这似乎来自通常认为的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但若仔细阅读《逻辑哲学论》并对照《哲学研究》,就会看到两者在处理哲学的性质、目的、作用等重要问题上的论述,的确远比通常认为的更为接近。《逻辑哲学论》说:“哲学的对象是对思想的逻辑阐明。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一本哲学著作主要是由阐明构成的。哲学的结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清晰。哲学应当澄清原本模糊不清的思想,严格确定思想的界限。”“哲学的正确方法应当是这样:只能说可以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即与哲学无关的东西,于是,当其他人希望说某个形而上学的东西时,就总会向他表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赋予意义。这个方法对其他人可能会是不太满意的——他不会感到我们是在教他哲学——但这却是唯一严格的正确方法。”《哲学研究》说:“哲学中的唯一问题在于,我们必须使用某个具体的表达式才能对这种诱惑给出一种心理学上的完全描述。当然,在这种情况中,‘诱使我们去说的’东西并不是哲学;而是它的原始材料。例如,数学家倾向于谈论数学事实的客观性和实在性,但这并不是关于数学的哲学,而是用于哲学处理的东西。哲学家对问题的处理如同对疾病的治疗一样。”

  这些话语共同向我们表达了一点,即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原本没有哲学家们所宣称的那样神圣高大,也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神秘高深;哲学其实就是人类的一种理智活动,但这个活动不是关系人类一般的理智,而是人类使用语言的活动:根据《逻辑哲学论》,哲学的任务是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澄清语言的意义;根据《哲学研究》,哲学是人类与自身所使用的语言的战斗,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把语言从形而上学的用法拉回到日常生活的用法之中,用所谓后现代的话语说,就是要祛除围绕在日常语言身上的形而上学光环。贯穿维特根斯坦整个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他认为,无论是以往的还是现在的哲学家,都错误地使用了语言:他们或者是把日常语言作为哲学话语的典范而没有注意到这种语言在意义上的歧异和模糊,如同《逻辑哲学论》所批判的那样;或者是赋予了日常语言过多的作用而不是按照通常的用法使用它们,如同《哲学研究》所批判的那样。因此,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目标就是要使人们(特别是哲学家)能够正确地使用语言,而他的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分析,一种劝导,用他的话说,一种“脚手架”,或一种“治疗方法”。

  把哲学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这种看法似乎来自弗洛伊德。根据弗洛伊德的思想,人类的所有理性活动都需要用非理性的、潜意识的方法加以解释才能显示理性活动的底蕴。维特根斯坦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许多思想启发。他认为,人类的语言活动如同人类其他活动一样,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哲学对语言的关注不是要抬高语言的作用,相反,而是要让语言回到日常用法之中,就是说,要哲学家按照通常的方式说话。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描述,哲学家所犯的语言疾病主要表现在:不能正确地使用日常语言,比如,把普通名词实体化,甚至把“意义”这个词也实体化,即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与这些词对应的实体;试图为确立意义而寻找某个内心的标准,比如,强调个人感觉对确定意义的决定性作用;神化语言的作用,比如,赋予了语言更多的指称意义;等等。维特根斯坦毕生的工作都与语言有关,但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要指出哲学家所犯的这些语言疾病,希望能够通过治疗语言疾病而使哲学家正确地使用语言。

  当然,语言疾病并非只有哲学家才有。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普通人由于受到哲学的影响,同样会感染这样的疾病。对此,维特根斯坦给普通人的忠告是:语言的意义是在于对语言的使用中,所以要按照日常的用法使用语言,而不要考虑应当如何使用的问题。这就是他的名言“不要想,要去做”的含义。

  从《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完全是把哲学看作一种人类理智的活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体系或科学方法;而且这种理智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还不同,它是专门使人们能够摆脱语言疾病的活动:从肯定的意义上说,这种活动是为了澄清语言的意义,揭示语言的逻辑结构,这就是《逻辑哲学论》的工作;从否定的意义上说,这种活动是为了使人们认识到“当我们做哲学时可以知道不用做哲学”,从而使人们彻底摆脱对语言的理智论辩的纠缠,直接投入到日常语言活动之中,这就是《哲学研究》的工作。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一生的整个工作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认清语言的性质,从而也是认清哲学的性质:哲学只能是一种治疗语言疾病的活动。这种哲学规定不仅与传统哲学观大相径庭,而且与当代西方的分析哲学观念也有很大区别。这就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始终被看作是游离于分析哲学左右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他的哲学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的重要原因。

  当我们欣赏油画时,靠得越近就只能看到画布上油彩分布的细微之处;只有离开油画适当的距离,还要锁目聚焦,我们才能看出它的完整风采。同样,离维特根斯坦生活时代越近的人,更多的是注意到他思想发展中的细微差别;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能看出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整体,或者说,也更愿意把他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发现维特根斯坦思想对于我们当今哲学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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